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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原因促成了斯诺赴延安访?

2.张国焘为什么要阻挠南昌起义?

3.工行办理境外汇款超过了二万美金,需要什么手续？

乔治·何克

乔治·何克，国籍英国，1915年生。1937年23岁时毕业于牛津大学，以十二万分的热情中国工业合作会工作，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

中文名：乔治·何克

国籍：英国

出生日期：1915年生

逝世日期：1945年7月22日

职业：“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

毕业院校：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

代表作品：《我看到了新中国》

人物生平

1、抗战时期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15年生。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以及战乱中的悲惨景象，“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何克决定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他来到中国的汉口，当时史沐特莱知道，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荐了何克。艾黎感觉“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几个月后，何克从北京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他得到凯瑟琳·霍尔护士的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当时经常将急缺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何克病愈后在八路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到宝鸡“工合”办事处，被任命为视察员并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会（“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得到了的支持，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乔治·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出版著作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

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他还经常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组建“家庭”

在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当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军根据地访时，认识了一位姓聂的***员，辽宁人，有四个儿子。由于孩子的母亲病重，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何克和艾黎不仅亲自把她送往医院迸行救治，还把孩子们从孤儿院带回家。何克给孩子们洗澡，买了新衣服给孩子们换上。不久孩子的母亲病逝，艾黎带着孩子回到双石铺，长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时聂家四兄弟的年龄是3至12岁，就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后，老大聂广淳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记录了那刻骨铭心的博大的父爱。

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60个孩子几乎全靠吃馒头、小米粥和土豆，这个地方不种菜，但他们自己种了些菜，足以过冬了。何克认为在这个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身后事

1945年7月22日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他临终前要艾黎拿笔和纸来，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何克的这“大家子人”围着坟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礼与他告别。艾黎和同学把何克埋在了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一个节日，每到祭日，学生们便带着好吃的饭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艾黎与何克陵园位于山丹县城南门外，仿西式建筑。正前面为大理石贴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图南书写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园名，里面镶嵌了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13个镏金字。陵园最初是甘肃省人民为纪念培黎工艺学校的创办者乔治·何克而建，根据艾黎的遗愿，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园内，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与何克陵园已成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享誉国内外的人文景点

相关作品

根据二战时期真实改编的**《黄石的孩子》已于2008年4月3日在全国公映。4月1日《黄石的孩子》在湖北黄石举行了全国首映，两位原型老人参加了首映，并回忆起乔治·何克。

人物原型

《黄石的孩子》中何克除了照顾孤儿院中的孩子，还在途中收养了四个孤儿，其中年龄最小的名为“老四”，也是何克最疼爱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四兄弟（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和聂广沛）被乔治·何克收养的过程更为曲折。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员，因为敌人追捕不得不转移到解放区，在和何克的会面中托付他帮助照料留在家乡的几个孩子，于是两个大哥被送入了何克的学校，聂广沛和老三因年龄太小暂时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母亲病逝，老三和当时只有3岁多的老四才破格入学。

4月1日年逾古稀的“老二”聂广涵和“老四”聂广沛参加了《黄石的孩子》首映，他们转达了另外两位老人的也十分希望来观影的愿望，但碍于年事已高和身体原因，只能各自遥远的祭奠这位异国父亲。聂广涵补充了弟弟因年幼记不清的很多细节，称三岁的老四在学校里整天缠着何克，成了十足的小“拖油瓶”。聂广沛回忆说，因为他胆小，何克破例带着他同床睡，和**里基本一致。在转移到山丹的过程中，何克一直把他抱在身上或让他享受坐车的待遇，可以说，他是“小长征”中最的一个孩子。虽然已过去60多年，两位老人谈到乔治·何克仍激动不已，他们说何克是一个完美毫无缺陷的人，没有他。

呼吁和平

《黄石的孩子》无疑是一部主流商业片。好莱坞团队制作战争场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这部影片并未把矛头对准残酷的中日交锋，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发生在战场大后方的故事。影片开始不久便将日军控制下废墟中的南京城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战争的味道，但在经过一小群人的场面后，全片重心就放到了主人公英国记者乔治何克身上，讲述何克怎样在物质条件艰难的大后方照顾60多个中国孤儿，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园，后又带着孩子们躲避战火迁徙到甘肃山丹的艰辛过程。

《黄石》一片感情线也颇为动人，澳大利亚护士丽来到中国见到战争对老百姓的伤害毅然留了下来，她没有所谓伟大的理想，只希望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丽最初和陈汉生相爱，但是汉生选择了为国而战，牺牲了自己的小爱。后来的何克也渐渐爱上勇敢独立的丽，他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依旧为丽创造着浪漫。在带着孩子们转移的过程中，在陈汉生的“让爱”下，丽和何克最终相爱了，但何克最后因破伤风死在了丽的怀中。

而影片的最后取了纪录片形式，请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四名孩子原型追忆何克，则进一步加深了影片的真实性和感染性。投资高达数千万美金的《黄石的孩子》其实更像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商业战争片，它的重点不在战争，而是战争带来的伤害，也提醒我们毋忘历史，毋忘帮助过中国人民的那些国际友人。

影片评价

尽管罗杰－斯波蒂伍德一再强调这部中国德国澳大利亚合拍的影片“与其说这是一部西方人的**，我更希望说这是一部中国人的**”，但我们还是很难和我们自己感受的和理解的“中国”划上等号，哪怕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具备了一部好莱坞主流影片的一切要素：拯救与自我拯救以及爱与牺牲的主题，俊男靓女的乱世爱情，优美迷人和气势宏伟的异国奇观，神秘深沉的牛仔式的英雄，大气沉浑的音乐，另外所有的“中国元素”也尽数收入：屠刀下的南京；风景秀丽的古镇；“仿佛回到14世纪的大漠骑兵”；古道狼烟中的丝绸之路；侠客般神出鬼没的***将领；优雅善良忍辱负重的贵族女人；骄横腐败的国军官兵；开明友善的地方官员，加上雪山，黄沙，龙卷风，这样的**，想不好看都难。

“在8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对于乔治·霍格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路易·艾黎

相关轶事

影片是根据路易·艾黎（RewiAlley）的一本书《Fruition》改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TheStoryofGeorgeAlwinHogg——乔治·埃文·霍格的故事，译成中文版的时候，书名变成了《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英语中的frui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fruitio，这个词的含义，汉语里最准确的翻译应该叫“终成正果”。情节发展上也遵循经典好莱坞的设计：“闯入——无法摆脱——面对困难——在经历中理解成长——牺牲”。它以牛津大学毕业生乔治·埃文·何克的精神成长为叙事主线。何克环游世界抵达上海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在他眼中，报道战争是一种刺激的冒险。当何克亲眼见到疯狂的大的时，才真正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他照的照片被日本人发现后，即将被处决的紧要关头，“Jack陈（周润发饰）带领的一支***游击队救了他。他把何克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黄石。

在黄石，60个身心受损的的男孩被抛弃在孤儿院里，战争的创伤使他们暴虐顽劣，富于攻击性。乔治想看到前方“真正的战争”，而女护士丽却告诉他：“这就是战争！”

当米切尔和陈回来后，乔治依靠自己的努力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热爱。日本人一天天地逼近，蒋介石的军队想把孩子们抓做壮丁。本土女贵族MadameWang（杨紫琼饰）用金钱和身体救出何克——何克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穿过雪山，前往著名的丝绸之路去往甘肃的山丹。

在旅途中何克和陈在是否把孩子带入战争暴力的问题发生分歧，最充满叛逆和仇恨的孩子的死更坚定他带领这些孩子远离战争的决心。在旅途中他发现丽因为对前途没有希望而成为瘾君子。

在历经磨难后他们成功抵达山丹。乔治和男孩子们建造新的家园和一所新的学校。但是乔治在旅途中受的一点小伤导致了破伤风，最终死去。但是他留给孩子们的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丽也在爱情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她拒绝了陈加入战争的要求，她说：“是我需要他们！”

片尾，今天还活着的老人神情追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是个完人，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我们永远感谢和纪念他”、“我们弟兄四个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们的生日都是7月22日，就是何克去世的日子”

何克死于1945年7月22日。时年30岁。距离日本人投降只差23天。在今天的山丹，还有乔治·霍格的墓碑，碑文是一首诗：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

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世了，

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

逝者的生命，

却更辉煌灿烂。

相关书籍

书名

书名:从牛津到山丹

作者:(新西兰)路易·艾黎著

ISBN:

价格:0.66

发行地:北京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首):

页数:181页

开本:20厘米

一般附注:本书根据新西兰1967年英文版译出

作者译信

《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一书180页。从中摘选部分

作者就中译本出版给译者的信：

亲爱的段津同志：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我为他母亲所写的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可作为关于他的一生的介绍。我想，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将能鼓舞众多的人，并能加强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

兄弟般的

路易.艾黎1982.1.12

序文

时间是难以用年月来衡量的。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在中国死去的英国青年很多、很多。他们有的是被强征入伍，在两次战争或在对太平天国进行干涉的战争中被送进坟墓的。他们穿着领子扣得紧紧的花哨军装，不是死于中暑或霍乱，就是被愤怒的人民所击毙。在中日沿海一带，为殖民主义送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乔治·何克却属于另一类英国人。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触碰到了中国革命的火花，这一火花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点燃了荡涤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乔治自己也成了这场越来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

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乔治生前熟知的人们对他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我坐在北京，翻阅着他母亲给我送来的他写的信札和文章，择其要者，撰写进本书。乔治学习了中国革命，他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是永存的，而那些声称要“对付”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浮华的称号却早巳为世人忘却，他们的铜像也已销熔，用来制作儿童玩具了。

美国大路上的游历既已完成，乔治就随姑姑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日本的宣传竟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他姑姑介绍他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朋友。这些人急切想让他看看日本生活的圣洁方面。接着他来到可怜的、战乱中的、被占领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凄惨的景象，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军队和他在日本刚刚告别的人迥然不同。他们焚毁了四周围的村庄，用挑死了庄稼人，城里挤满了饥肠辘辘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冻，相继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拣拾废铁，供制造用于内地同胞的。乔治来到医院的伤兵中间，这些伤兵正死于饥饿和伤痛。他目击成千上万的家庭整个寒冬在石头路面上栖身，有一条麻袋作垫的人就算是的了。妇女在水泥路上生育，如果有一张报纸遮盖身子聊以御寒那就是万幸了。旅行者们报道他们所见的惨状以及少年儿童如何因缺少新鲜食物和蔬菜而害了脚气病。

乔治决定在中国逗留一些日子，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到他该去印度并接着回国的时候，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他确实永远没有丢下他们。他带着剩下的几英镑钱，启程前往当时各方的中心——汉口市，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一面开始学习中文。

乔治在去内地的路上，他一觉醒来时忽然浑身颤抖，原来他得了伤寒，在发烧。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位新西兰护士在回冀西一所小医院的路上也到同一村庄歇脚。她用毛毯把乔治包起来，再把他塞上一辆大车，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两人都睡着了。后来她又以出色的机灵和勇气让他连被带人躺卧在毛驴的坐鞍上，自己则在一旁步行，晕后终于到达医院。凯塞琳.霍尔（中文名：何明清）在北京新成立后的头十年中曾从新西兰来进行过访问，那时她年逾七十，但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身材细小的妇女，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抱着热诚的信念，她对中国人的成就充满赞赏。她去石家庄瞻仰了白求恩陵墓，在抗战中，她曾用药品支持过这位加拿大医生。

乔治康复期间，熟悉了各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自卫团”、“农民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天，一群人骑马来到村里，给这位英国人送来了晋察冀游击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请帖。他们带着他来到了聂将军的司令部。他在将军的司令部访问了一个星期，受到很多启示，然后一起前往红色所在地阜平。路上他们停下来出席了“军民合作会议”和规模较大的“人民大会”。他们接着北行，发现红色原来就隐蔽在一座古庙里。

在全边区，寺院的和尚和游击队处得很融洽，在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学生团和代表团的紧张生活、办公室和紧随敌人脚跟的几百个机构进行的繁忙的联络工作，不断的电话，无线电报来往，对于这些，和尚们均视若不见，照样进行着古老而平静的佛教活动!

乔治写到了红军：“这是我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

聂将军要乔治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于是他们上马出发了。

一天，有电报说，已经作好安排，让一批护送人员通过危险的郑太铁路。乔治骑的是一匹日本人在山区拉车的马，铺盖卷权作马鞍。马儿踏着重步往南走着。到司令部后，乔治发现一匹漂亮的小马正在恭候他呢。他一直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料那匹小马却把他摔倒在地，他的打字机、照相机、日记本和胶卷全部掉进了污浊的溪水里。

什么原因促成了斯诺赴延安访?

张国涛在19年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

张国涛出身江西萍乡的官绅世家，父亲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张国涛是家中长子。

1924年，张国涛和杨子烈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是第一任妇女部长。

张国焘和杨子烈两人有3个儿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人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定居，分别是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

张国涛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

张国涛的叛党出走：

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代。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

4月18日被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张国焘为什么要阻挠南昌起义?

data-filtered="filtered" 斯诺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近代报道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就功名。

　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书的基石。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罕斯·希伯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是斯诺如愿以偿成为先行者?

data-filtered="filtered" 红星照耀中国

　 经济压力

　冒险精神在斯诺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斯诺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这些都能体现斯诺的冒险性格。

　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据其日记可知：“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多美元。

　研究斯诺的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发现：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新闻联社的财政收入，令斯诺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胁。1933年新闻联社开始减少斯诺的薪水，到年底就干脆辞退他了。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

　斯诺去红区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

data-filtered="filtered" 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里，斯诺使用了 *** 这张显得有些土气的照片。

　 出版商的推动

　二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访红区。

　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 *** 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

　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和哈斯公司预付斯诺750美金，约他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

　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访这一点也得到了某些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定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750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 *** ，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是出版商改定的，由此可见出版界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

data-filtered="filtered" 埃德加·斯诺在延安时与 *** 合影

　 *** 的安排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一个是 *** 员俞启威( *** )，一个是。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鲁迅、艾黎和史沫特莱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莱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

　那么，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和周从陕北来信要她()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

　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的研究披露， *** 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毛曾经让上海的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

　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其影响达到甚至超过了 *** 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 *** 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 *** 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10月下)

工行办理境外汇款超过了二万美金,需要什么手续？

张国焘是中国***创始人，从搞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缔造者反对”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的代。和中央其他***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洛甫、康生、陈云、。”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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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张国焘的失败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内的政治前途。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立、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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